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 有人后悔求子，有人自在如初！

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

　　【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3月23日，一则关于“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的话题登上热搜。当“丁克”从一个时髦概念沉淀为一代人的生活轨迹，第一批践行者正步入中晚年。那些年轻时勾画的二人世界的浪漫，经过时光淘洗，渐渐分化成不同的底色。丁克，即夫妻本身具有生育能力而由于某种原因主动或被动选择不生育的人群。这一理念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欧美，80年代随思想解放浪潮传入中国，90年代至21世纪初逐渐在城市青年中流行。截至2024年，全国丁克家庭约60万户，高学历、中高收入群体占其中绝大多数。

　　彼时，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一批年轻人挣脱“传宗接代”的观念束缚，将丁克视为独立、自由的生活标签——他们拒绝被生育捆绑人生，渴望用旅行、事业、二人时光填满生活，坚信“幸福不止一种模样”。但眼下，一部分人却在岁月流转中，被现实撞碎了执念。

　　38岁的黄尚岁坐在上海自贸区好运公寓60元一天的单人床位上，指尖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缴费单，双眼发怔。这间公寓有三个房间，每间房都挤着两到三张单人床，没有独立卫浴，洗漱也要排队——这里住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试管备孕女性。

　　2012年，26岁的她和丈夫阿兵在福建老家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两人默契地达成了“丁克”共识：“那时候总觉得，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攒点钱四处旅游，把小日子过得舒心、自在就够了。”婚后10年，日子平淡却满是暖意。

　　变故发生在黄尚岁36岁这年。公婆年事渐高，催生孩子的声音愈发迫切。“你看邻居家的孙子都上小学了，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独苗，总不能断了香火。”婆婆的眼泪、亲戚的轮番劝说，像一张无形的网，将夫妻俩牢牢困住。更让黄尚岁心头震颤的是，阿兵刷到同学晒娃的朋友圈时，眼神里藏不住的羡慕与落寞。某天夜里，他试探着开口：“要不，我们试试？”

　　可36岁的年纪，早已越过女性最佳生育期的门槛。备孕半年，肚子毫无动静，医院的检查结果给了两人沉重一击——黄尚岁卵巢功能衰退，自然受孕的难度极大，医生建议做试管婴儿。就这样，夫妻俩踏上了这条布满荆棘之路。

　　比身体折磨更让她难堪的是一次次“伸手要钱”的时刻。没有工作的黄尚岁身无积蓄，试管的费用、公寓房租、日常开销，每一笔都要向丈夫或婆婆开口。“每次给婆婆打电话要钱，都要在心里鼓足千百倍的勇气。”她至今记得第三次取卵手术前，需要缴纳一笔近万元的费用，她吞吞吐吐地跟婆婆说明情况，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后传来婆婆略显生硬的声音：“知道了，我让阿兵转给你，希望这次能成，别再浪费钱了。”

　　如今的黄尚岁，最害怕听到“养老”两个字。“别人就算争执，至少还有孩子可以依靠，可我呢？我和阿兵都是独生子女，等我们老了，万一动不了了，谁来管我们？连个能商量事儿的人都没有。”她自嘲地笑了笑，“年轻时觉得丁克是自由，不用为孩子的吃喝拉撒、升学就业操心，现在才明白，那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晚年无依无靠的隐忧。”

　　与黄尚岁不同，深圳的玫瑰则是在孤独中被打碎了二十年执念。46岁的她正对着一碗温热的中药轻轻吹气，梳妆台上的促排卵药与高端护肤品并排摆放——这是她备孕的第3年，60多万元的投入、10多次往返生殖中心的奔波，没能换来期待中的“两道杠”。

　　时光倒回20年，刚与前夫步入婚姻的玫瑰，是朋友圈里“丁克生活”代言人。“两人世界多自在，何必被孩子绑住？”那些年，他们携手创业、环游世界，日子过得像偶像剧般潇洒惬意。

　　变故发生在玫瑰38岁这年。前夫突然提出离婚，理由让她措手不及：“我后悔了，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原来，他已出轨，对方也有身孕。这场背叛像惊雷劈碎了玫瑰的婚姻信仰。

　　离婚后，玫瑰把精力投入到喜欢的美妆事业中，闲暇时健身、看书、和闺蜜打卡网红餐厅。“没了婚姻的束缚，更不用为孩子操心，简直是重获新生。”彼时的她，依旧坚定地认为“孩子并非人生必需品”。

　　可这份自在，终究抵不过时间的熬煮。玫瑰是家中独女，父母日渐衰老的身体，第一次让她尝到了“孤立无援”的窒息感。深夜厨房一声闷响，母亲滑倒昏迷，患有慢性心肺疾病的父亲颤巍巍拨通了玫瑰的电话。她背起母亲就往医院跑，冷风灌进衣领，汗水混着眼泪浸透衣衫。那一刻，深入骨髓的无助席卷周身——若有个孩子，也到了能搭把手的年纪，哪怕只是帮着开个车门、扶一下母亲也好。看着临床病人有子女轮流陪护，而自己只能“一个人扛”，那种刻骨铭心的无助，让她第一次痛恨起自己曾经坚持的“丁克”选择。

　　但也有丁克夫妻在步入晚年后依然从容。近60岁的张晓梅是江苏徐州一家国企的退休员工。由于丈夫不喜欢小孩，自己年轻时也“贪玩”，喜欢户外运动，怀上孩子后选择流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丁克”族。

　　“手里有钱，再有个好身体，生活怎么都会很滋润。”张晓梅谈起自己的选择时说。退休金颇丰的她细数自己忙碌的一天：上午上舞蹈课、学习非洲鼓和唱歌，中午小憩，晚上组局玩掼蛋或者打麻将，有时也会约上好友结伴出游。

　　对于丁克的选择，张晓梅同样表示“不后悔”。她坦言，作为早期丁克也曾受到外界压力和质疑，甚至被贴上“不孝”“自私”的标签。但她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清醒，“选择有子女的羁绊或者自己过好每一天，都是生活的一种”。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姜玉琴和已故丈夫乔国强，也是“初代丁克”。结婚20多年来，他们相濡以沫，事业上同行，生活上同频。不要孩子，是姜玉琴的坚持。在跟乔国强恋爱的时候，她就明确，结婚可以，但是不要孩子。

　　“我觉得我的生命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姜玉琴说，生孩子是未知数，孩子是否健康、是否优秀都是不确定的。她对成为一个母职有着很高的要求，开车都需要考证和学习，成为父母却没有门槛，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恰恰是最重要的。

　　2019年3月，乔国强确诊癌症，医生告知他只有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但在妻子的坚持下，两人还是继续携手走过了5年半的时间。2024年7月，乔国强去世，享年66岁。

　　记者问到在丈夫生病的这几年里，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孩子会不一样？姜玉琴的回答是没有，庆幸自己没有生一个孩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这种压力，宁可我一个人承受”。

　　丈夫走后，姜玉琴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沉浸在悲伤中。后来她找到了摆脱孤独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有事干，有爱好，她画了很多画。

　　面对没有孩子继承遗产的问题，姜玉琴说：“遗产不一定非要留给一个谁。我们很多人会疑虑，我一辈子攒下来这么多遗产，我给谁呀？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完全可以在你还能动的时候，用这些钱去做你想做的，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乔国强老师就给学校留下了很多精神遗产——他将所收藏中的2236册图书，捐赠给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在养老规划上，一些丁克夫妻也在积极“丁”制自己的晚年生活。45岁的秦先生和太太结婚10年，是一对丁克夫妇。用秦先生的话说就是“无娃‘一身轻’，起码目前我们都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不养孩子非常省钱，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投在自己身上，夫妻俩每年会选择一两个国家旅行，周末一起远足、游泳、滑雪。

　　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开始意识到养老问题的严峻性。“对于无子女家庭来说，养老规划必须提前进行。”于是，他们开始制订详细的养老计划：在经济储备上选择多元化投资；在医疗服务上提前购买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在精神寄托上培养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区活动。

　　65岁的肖先生和陈女士过了30多年的无孩生活。退休之后，生活突然闲了下来，偶尔看到同龄人含饴弄孙，也会有一丝羡慕。“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积极过好未来的生活。”他们考察了多家养老机构，最终选择了一家口碑较好的，计划在70岁的时候入住。除了购买养老服务，他们还加入了社区老年志愿服务队，结识了很多朋友。

　　80岁的杨先生和老伴儿已经一起入住养老院10多年。“很多人一提养老院就摇头，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我们在这住了10多年，已经完全适应了。”夫妻双方以前都在体制内工作，住养老院的房租、伙食、护理费用，每月合计超过一万元，基本占了一大半的退休金。“我们又没有子女惦记，有一分花一分呗。”杨先生笑着说。

　　在财产传承方面，丁克夫妻也面临独特的选择。数据显示，我国遗嘱普及率不足15%。《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显示，2023年我国60至70岁老年人群订立遗嘱的比例为60.07%，71至80岁为29.30%，81至90岁为10.45%。

　　根据《民法典》规定，丁克老人可以突破亲属范围，直接指定朋友、慈善机构等为继承人。遗赠抚养协议也是个好办法，简单来说就是“以财产换服务”。浙江农村的阮大爷与村民刘某签订协议，约定由刘某承担生养死葬，最终刘某获得全部拆迁补偿。

　　此外，成年意定监护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民法典》第33条允许成年人在清醒时指定“意定监护人”。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是我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过去4年，找他们做意定监护咨询的老人差不多有200多位，最后成功签约的有30多位。

　　对于丁克群体的遗产规划，实际上是在回答“如何与世界告别”的问题。它不仅关乎财产分配，更涉及对生命价值的定义。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陆杰华接受采访时说，所谓首批丁克目前还是低龄老人，相对比较健康，面临的问题更多是精神慰藉，但逐渐进入70岁、80岁，可能面临更多照料问题。

　　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何亚福指出，对丁克族来讲，没有子女意味着缺乏天然的情感纽带，尤其在配偶去世后，许多丁克老人会陷入深度孤独。

　　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会有遗憾。到最后，我们都要直面一个事实：所有的美满都无法绑定在别人身上。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接受自己的选择，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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