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出手数百亿美元，大药企纷纷加码的肿瘤药“新贵”迎来新变局

　　抗体偶联药物（ADC）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期ADC相关的公司收购

　　从并购角度看，ADC已经成为大型药企补强肿瘤管线的重要方向。

　　最具标志性的案例之一，是辉瑞（Pfizer）于2023年以430亿美元收购Seagen。这是过去十年规模最大的生物医药交易之一，也显示出大型药企对ADC平台价值、成熟产品组合和后续管线潜力的高度重视。对买方而言，ADC公司不仅意味着单个候选药物，更代表着一整套围绕抗体、载荷、连接子和偶联工艺构建起来的技术资产。

　　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于2026年4月以31.5亿美元预付款，最高50亿美元潜在总额收购德国ADC公司Tubulis，也延续了这一逻辑。Tubulis自2024年底起已是吉利德的合作伙伴，此次收购为吉利德带来两款临床阶段ADC，以及能够支持新靶点、新载荷开发的偶联平台。对正在布局肿瘤领域的吉利德而言，这笔交易不仅是补充产品管线，也是在进一步获得ADC技术能力。

　　▲截至2026年5月底，美国FDA批准的ADC疗法列表（根据参考资料[1]并结合公开信息制图）

　　Tubulis的主打ADC项目正在开展针对卵巢癌的1/2期研究，靶向NaPi2b。值得注意的是，NaPi2b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靶点，此前已有其他NaPi2b靶向ADC管线进入临床开发阶段，但试验结果并不理想。Tubulis希望通过其平台实现更精准的载荷递送，并提高载荷递送效率，从而提升治疗效果。这一案例也反映出ADC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便是曾经遇到挫折的靶点，也可能因为连接子、偶联方式或载荷释放机制的改进而被重新审视。

　　同样在2026年4月，礼来（Eli Lilly and Company）宣布收购CrossBridge Bio，潜在交易总额约3亿美元。CrossBridge Bio成立仅三年，其平台的核心吸引力在于更稳定的连接子技术。这类技术有望解锁新的载荷类型，并可能支持多载荷ADC的开发。

　　CrossBridge Bio的主打项目是一款靶向TROP-2的ADC，携带两种可能产生协同作用的载荷：一种是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可破坏癌细胞DNA；另一种是ATR抑制剂，可阻断DNA修复机制。这样的设计体现出ADC从“单一靶向递送细胞毒载荷”向“多机制组合杀伤”演进的趋势。

　　近期ADC相关的交易与融资

　　与并购同步升温的，是ADC相关授权交易和融资活动。

　　近期案例包括罗氏（Roche）与宜联生物（MediLink Therapeutics）达成合作，获得后者一款靶向免疫检查点蛋白B7-H3的ADC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权益。该项目正在中国开展针对肺癌和鼻咽癌的2期研究。这项交易包括5.7亿美元的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另有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

　　宜联生物的平台重点在于肿瘤可激活的连接子-载荷技术，设计目标是提高靶向特异性，并有望改善安全性。ADC毒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载荷在药物真正到达肿瘤组织之前过早释放。因此，如何让载荷更精准地在肿瘤环境中释放，正成为开发新一代ADC平台的重点。

　　罗氏与宜联生物的合作并非单一事件。此前，双方已围绕一款靶向c-Met的ADC展开合作，该项目处于晚期实体瘤1期研究阶段。连续合作说明，大型药企正在通过外部合作，持续寻找具有差异化机制和技术平台的ADC资产。

　　武田（Takeda）与信达生物（Innovent Biologics）于2025年10月达成的多资产授权交易，也体现出ADC与其他抗体技术平台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这项交易首付款达12亿美元。虽然交易的主要亮点是一款双特异性抗体，但其中也包括一款针对胃癌的3期CLDN18.2靶向ADC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权益，以及一款靶向EGFR和B7-H3的双特异性ADC选择权。

　　这类交易说明，ADC的创新边界正在扩大。它不再只是“一个抗体加一个细胞毒载荷”的简单模式，而是在向双靶点、多载荷、可激活释放和更多复合型设计延伸。这一趋势也体现在近期多项融资案例中。Sidewinder Therapeutics于2026年4月完成1.37亿美元B轮融资，专注于双靶点ADC开发。Callio Therapeutics于2025年完成1.87亿美元A轮融资，用于推动其HER2靶向双载荷ADC进入临床。2025年11月，Neok Bio完成7500万美元A轮融资，布局双特异性ADC。2026年初，Fortitude Biomedicines则完成1300万美元融资，探索基于分子胶载荷的ADC。

　　这些针对新型ADC的融资案例指向一个趋势：投资者关注的不只是“是否为ADC”，而是这些公司能否在安全性、疗效和适应症拓展方面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近期ADC相关技术发展趋势与进展

　　以上融资案例的趋势也反映在ADC相关技术与疗法的发展上。

　　目前，获FDA批准ADC所使用的载荷仍主要集中在两类：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和微管蛋白抑制剂。随着ADC被更早用于癌症治疗，并在不同ADC之间进行序贯使用，耐药问题可能更加突出。与此同时，毒性仍是ADC开发中需要持续解决的重要挑战。

　　耐药问题是限制ADC长期治疗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耐药机制研究和模型构建成为ADC药物开发中的关键环节。围绕这一挑战，药明康德（603259）生物学业务平台（WuXi Biology）已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建立多种ADC耐药细胞系，包括ADC或游离载荷的药物诱导，以及外排泵过表达等方法。其中，部分模型通过长期、递增ADC暴露构建，多数模型相较亲代细胞表现出超过10倍的IC50升高。与此同时，这些模型的耐药特性已在体外和体内得到验证；对于部分药物诱导形成的耐药模型，WuXi Biology还进一步识别了潜在耐药机制。这些ADC耐药模型可为ADC耐药机制解析、候选药物评估以及下一代ADC研发策略优化提供重要支持。

　　从靶点来看，目前获批的大多数ADC靶向不同靶点，但也有部分ADC靶向相同靶点。例如，罗氏的Kadcyla（trastuzumab emtansine）和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Enhertu（trastuzumab deruxtecan）均靶向HER2；吉利德的Trodelvy（sacituzumab govitecan）和第一三共/阿斯利康的Datroway（datopotamab deruxtecan）则均靶向TROP-2。这显示出，在一些已被验证的热门靶点上，仍然存在开发更安全、更有效的同靶点候选药物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Enhertu在2025年获批作为HER2阳性乳腺癌的一线治疗选择，这显示出ADC正在向更早治疗阶段前移。当ADC从后线治疗进入一线或更早线治疗，其疗效优势、安全性边界以及与其他治疗方式的排序关系，都将变得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联合治疗也是ADC进展的关键方向之一。辉瑞/安斯泰来（Astellas）的Padcev（enfortumab vedotin）已获批与默沙东（MSD）的PD-1靶向药物Keytruda联合，用于部分膀胱癌患者。默沙东从科伦博泰（Kelun-Biotech）授权引进的TROP-2靶向ADC疗法sacituzumab tirumotecan（sac-TMT），也在多个3期研究中探索与Keytruda联合应用的疗效与安全性。目前，sac-TMT与Keytruda联合疗法已经在中国开展的一线非小细胞肺癌3期研究中取得积极结果。

　　ADC的另一条重要发展路线，是载荷类型的拓展。传统ADC载荷主要集中在细胞毒药物，但越来越多公司正在测试新型载荷，包括天然毒素、蛋白降解剂、免疫治疗药物和放射性配体等。

　　例如，一些公司正在探索将天然毒素作为ADC载荷，包括死亡帽蘑菇（Amanita phalloides）毒素amanitin。也有公司尝试重新利用较老的化疗药物，例如Adcytherix正在探索将trabectedin（Yondelis）或lurbinectedin（Zepzelca）等在非靶向应用中毒性较强的药物，通过ADC方式实现靶向递送。免疫刺激类载荷也是一个方向。例如，Tallac Therapeutics旗下ADC项目TAC-001将免疫刺激性TLR9激动剂递送至CD22表达肿瘤，该项目目前正在1/2期试验中评估。

　　降解剂-抗体偶联物（DAC）也正在进入临床。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从Orum Therapeutics引进的CD33靶向GSPT1蛋白降解剂偶联物，正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开展1期研究。2026年4月，罗氏与长期合作伙伴C4 Therapeutics达成降解剂-抗体偶联物开发合作。根据协议，C4将开发降解剂载荷，罗氏则负责将其偶联至针对两个肿瘤靶点的抗体上。

　　诺华（Novartis）则于2026年2月以120亿美元收购Avidity Biosciences，获得其抗体偶联寡核苷酸（AOC）平台。与传统ADC主要聚焦肿瘤不同，AOC旨在将RNA类载荷递送至肌肉细胞以及其他传统上难以递送的非肝脏细胞类型。该收购包括三个处于后期临床阶段、针对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的项目。

　　此外，默沙东于2025年底宣布以92亿美元收购Cidara Therapeutics，也可被视为ADC相邻领域的一项交易。其核心资产是一种由抗体片段Fc与抗病毒药物偶联形成的Fc-药物偶联物（DFC），目前处于3期临床阶段，用于流感预防。这类案例说明，“抗体或抗体片段作为递送载体”的概念正在超越传统肿瘤ADC，向更广泛疾病领域延伸。

　　随着抗体、抗体片段及其偶联形式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相关药物的体内行为评估也变得更加复杂。与完整抗体相比，抗体片段通常在体内半衰期更短，组织分布和清除路径也不尽相同；当其进一步发展为多特异性分子或偶联药物时，对生物分析、药代动力学和组织分布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如何基于分子结构特点建立合适的检测和评价体系，正在成为这类创新生物制品开发中的重要支撑。

　　围绕抗体片段药物（如Fab、scFv及VHH）存在的Fc区缺失、体内半衰期短、组织分布复杂以及难以被常规方法有效识别等关键挑战，药明康德药物代谢与动力学部（WuXi AppTec DMPK）构建了基于分子结构特点与体内行为的一体化生物分析与药代评估体系。针对该类分子结构多样、检测难度高的特点，药明康德DMPK整合了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Meso Scale Discovery（MSD）电化学发光技术、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MS）及Western Blot等多技术平台，并应用Hybrid LBA-LC-MS以及专门用于测定缺乏保守区域的抗体片段药物的通用敏感竞争性酶联免疫吸附测定（USCE）等方法，实现对复杂生物基质中抗体片段药物的高灵敏、特异性定量分析。

　　图片来源：123RF

　　在此基础上，药明康德DMPK结合抗体片段分子量小、组织穿透性强及肾脏快速清除等特征，系统设计覆盖血浆暴露、组织分布（包括眼部及靶器官）及排泄路径的研究策略，支持不同给药途径（如静脉输注、皮下注射、玻璃体内注射）的PK评价。依托一体化平台与丰富经验，药明康德DMPK可为抗体片段及其多特异性、偶联等衍生形式提供从临床前到临床阶段的连续支持，加速创新生物制品的开发进程。

　　总体来看，ADC赛道的持续热度，并不只是源于已有产品取得商业成功，更在于这一技术平台仍拥有丰富的创新空间。靶点可以更换，载荷可以升级，连接子可以优化，偶联方式可以改进，抗体形式也可以从单靶点走向双靶点，甚至更复杂的分子设计。

　　也正是这种高度可塑性，使ADC成为大型药企、创新型生物技术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关注的领域。大型药企通过并购和授权迅速补强管线与平台能力；创新公司则围绕新靶点、新载荷、多载荷、双特异性ADC以及ADC相邻技术寻找突破口；投资机构也继续支持那些有望解决疗效、耐药和安全性痛点的新平台。

　　下一阶段，ADC领域的重点可能不再只是“谁拥有ADC管线”，而是“谁能把ADC做得更精准、更安全、更可组合”。随着ADC进入更早线治疗、更多联合治疗场景和更多疾病领域，这一赛道仍将是肿瘤药物创新和生物医药交易中的重要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