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M权识：数字时代的共富引擎与治理新高度

　　□ 马晓光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将生产推向新的高度：算法、算力、数据、物联网、云边体系与AI无人化自动生产共同作用，使供给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传统意义上的供不应求正逐步让位于供给充沛而消费能力承压的结构性现实。生产效率实现跃迁之后，一个更难也更关键的命题随之浮现：技术红利如何穿透组织边界与行业壁垒，转化为更广泛人群可感可得的参与感与收益？换言之，现有生产关系的分配底座，能否足以承载生产力的跃迁？

　　李立中曾任阿里巴巴蚂蚁金服集团总裁助理等大型企业要职，现任权识国际执行董事、立旃科技集团董事长，同时担任联合国特邀观察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组织全球领导力与科技创新院士委员会委员、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等。在理论叙事里，他认为这并非靠“多发几轮补贴”就能解决的短期问题，而是一道必须以制度工程作答的长期课题。基于对上述问题链条的深刻思考，李立中提出了“权识”(AOM，资产属权标识)体系：把人的多元贡献以及资产、数据等要素的参与回报，转换为可验证、可审计、可执行的权利表达，并在事前通过条款约定、事中以证据固化、事后由合约兑现。他试图将原有的岗位就业逻辑改写为新时代的要素回报逻辑，把贡献度换取生产要素分配机制翻译成可计量、可兑现的制度语言，从根源上解决智能时代就业岗位减少、部分价值萎缩、剩余价值扩大以及整体经济循环过程分配失衡的困局，通过生产资料标识化将普通民众引入剩余价值分配体系。

　　时代坐标系——双循环下的制度答卷意识

　　把人物放在时代坐标下考量，李立中的问题意识具有鲜明的“政策—经济”双重指向。一方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快，外循环的摩擦成本抬升；另一方面，国内高质量发展进入“结构比规模更重要”的阶段，增长的含金量取决于创新、效率、分配、预期四者的协同。尤其当人们把目光投向2030年前后，意味着增长与治理都要交出更可持续的答卷——既要保持合理增速，更要变革就业模式、稳住收入预期、稳住消费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如何通过改革与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求侧如何通过收入分配、公共服务、财富配置等机制增强消费能力与安全感？现实中，居民财富偏好趋于保守、风险厌恶情绪上升，叠加利率下行带来的资产再配置压力，使“资金流向何处”成为公共议题。若缺乏可解释的安全通道，资金可能沉淀为低效率存量；若缺乏可审计的权益机制，参与者就难以在产业升级中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进而削弱内需韧性。

　　李立中认为，新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已不再是粗放增长和单纯依赖市场红利的时代；要让新阶段的供需关系融洽贯通，除了在市场供需关系的内循环中自我修复，更要靠机制和方法创造新的分配体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外部摩擦，外循环仍有阻力，但内循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制下更可调控——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更好的机制，既能刺激又能稳定，将发展持续向前推进。

　　金融强国是一项大战略，在保护群众利益的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尽量依托市场自身发展，“英雄不论出处、能者上”。当储蓄降息叠加居民资产配置焦虑时，“资金流向何处、如何安全有效”，成为大众关心的关键问题。

　　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速推进的当下，“边界清晰”尤为重要。数据既不同于传统商品，也不同于一般金融资产：它可复制、可叠加、可再加工、可多场景使用、可无限增值。监管若能以可验证的授权、可复算的计量、可追溯的责任链条来承载要素流转，就能把不确定性尽可能前置化、制度化，以精确的个体贡献度计量确权，将数据要素价值转化为消费能力滴灌于民。

　　从居民侧看，资产配置焦虑的背后是对风险的敏感和对收益的不确定。把资金从“沉淀”状态引向“流动”，并不意味着去追逐短期泡沫，而是要为其提供能够连接实体经济，能够解释风险与回报，能够让参与者看得懂、信得过的通道。李立中的“权识”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与公共关切发生了连接：它试图用规则与证据，让“消费参与分配”不再仅仅是口号，而真正成为可兑现的权益。

　　学术框架——生产力跃迁下的生产关系重构

　　李立中提出“权识”，首先源自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人类每一次大的生产率跃迁，都会带来生产关系的一时滞后与再调整。今天，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对流程的再造、对决策链条的重塑，使供给端的边际成本持续下降，劳动报酬越来越少；需求端的消费能力快速下滑，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升高。宏观上表现为“库存逻辑”常驻、价格传导钝化，微观上表现为“想消费却能力不足”的不安全感。

　　李立中认为，供给与需求的断裂，并非单纯的产能过剩，而是在智能时代“就业参与分配—产业收益映射比例失真”。传统的分配机制以组织为边界、以岗位为单位，以工资和利润为主要通道，适合工业时代相对稳定的雇佣结构。但在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体系中，价值创造呈现出“跨组织、跨周期、跨角色”的特征：数据的产生与标注、设备的运行与折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专利的发明创造、版权的创意打磨、品牌的长期建设、渠道的持续推荐、风险的共同承担——这些贡献既真实存在，又难以被传统产业转换为民众收入。若贡献无法被计量，就难以被分配；若分配无法与真实创造对应，就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激励。于是，生产力越快发展，分配滞后带来的结构性张力反而越大。

　　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这类张力往往集中体现为三个层面的错配：其一，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速度加快，但权利边界不清晰，导致收益归属模糊；其二，劳动形态从“以工作时间计量”转向“以行为结果和数据要素计量”，但分配制度仍偏向工资与利润的二元框架；其三，风险在网络协作中被外溢与扩散，但承担机制缺位，最终表现为“收益私有化、风险社会化”的隐忧。李立中提出，要将多元生产要素参与纳入分配体系，本质上是尝试为这三类错配提供一套可操作的制度接口。

　　因此，他给出一个三段论式的判断：数据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资料，AI等智能技术正在成为新的生产力，而区块链等可信技术的意义在于为新的生产关系提供可执行的结构——让权利、责任与收益能够在数字空间被表达、被验证、被流转、被兑现。这并非是在神化技术，而是强调：当协作网络高度复杂时，只有可共识验证的规则才能把复杂性从“不可治理”转化为“可治理”。

　　“岗位逻辑改写为要素逻辑”，正是李立中理论的核心转换：把贡献的要素回报映射为可定义、可度量、可追溯、可交付的要素单元，使其能够进入“确权—授权—计量—分配”的制度链条。在这一链条中，权利不再是事后博弈出来的结果，而是在事前被条款化；收益不再是“凭感觉”进行分配，而是可复算、可审计；风险也不再是被忽略的外部性，而是纳入权责对等的约束条件。

　　在分配端，他进一步提出了“立中区间常数”的构想：以K=φ×(1—G)×L作为一种可编程刻度，将宏观层面的不平等程度(用实时或阶段性基尼系数G表征)与个体层面的贡献强度L共同纳入分配函数，通过一个稳定的均衡系数φ(取黄金分割比例的象征意义约0.618)来刻画“效率—公平”的自适应旋钮。这个理论指向并非要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一条公式，而是强调分配机制需要具备可量化、可校准、可迭代的工程属性：当外部环境变化、产业特征变化、群体结构变化时，分配规则也应当能够“随境而调”，而不是只能依靠事后补救。

　　机制方法——把规则写进代码：身份、合约与证据链

　　如果说“要素逻辑”回答了“分什么”，那么“权识”体系更进一步回答了“怎么分、凭什么分、如何监管”。李立中提出的AOM(资产属权标识)，被他定义为一种“数字界面”：以物权法语义为参照，将现实世界的资产与要素在数字空间中进行标识化映射，使其具备可识别、可验证、可追踪的“权利外形”。它所强调的并非某种时髦概念，而是一种制度接口：把权利边界写清楚，把责任边界写清楚，把收益边界写清楚，并且让这些边界在系统中能够被执行。

　　权识体系的第一层是“身份与授权”。在多方协作的生产网络里，最稀缺的不是“能不能连接”，而是“能不能可信连接”。因此，体系需要支持可验证的主体身份、可细粒度的授权范围、可设定期限的使用权，以及必要的撤回与追责机制。只有当“谁在何时对什么进行了何种授权”可以被证明，数据、设备、知识与品牌等要素才可能在合规边界内安全流动。

　　第二层是“条款与合约”。权识并不把分配留给事后协商，而是在事前就将关键变量条款化：贡献类型如何定义、计量口径如何统一、收益比例如何设定、风险责任如何分摊、异常情形如何处置。条款化的意义在于把“模糊的善意”转化为“清晰的可执行规则”，从而减少摩擦成本与博弈成本。

　　第三层是“证据与审计”。在李立中的框架中，分配之所以强调“可审计”，并不只是技术偏好，更是治理要求：面对复杂的协作网络，监管需要可追溯的证据链，参与者需要可复算的账本，平台需要可解释的风控。因此，系统在运行过程中要把关键行为与关键状态进行证据固化：数据的来源与质量、设备的运行轨迹、贡献的时间戳、合约的触发条件、收益的兑现路径等，都应当具备可追踪性与可核验性。进一步来说，还需要将异常检测与反作弊机制嵌入其中，避免“权利标识”被异化为投机工具，避免分配机制出现空转。

　　在治理实践中，“可审计”还有一层更现实的含义：它为多主体协作提供了共同语言。不同机构、不同地区、不同平台之间，常见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有数据”，而是“口径不一、难以互信”。权识体系强调对核心对象进行标准化描述(标识)、对关键行为进行可验证记录(证据)、对利益关系进行程序化约束(合约)，从而降低跨主体协作的摩擦。对于监管而言，它提供的是更细颗粒度的“监管可视化”；对于经营主体而言，它提供的是更低成本的“合规可执行”。

　　当然，制度接口的形成也意味着边界意识：哪些权利可以拆分、哪些权利不能拆分；哪些权益可以流转、哪些权益只能在限定范围内使用；哪些收益可以自动兑现、哪些收益必须经人工审核。这些“可拆与不可拆、可流与不可流”的界限，恰恰构成了可控创新的基础。

　　在这一套机制里，此前所强调的那句“靠机制、靠方法创造新的分配体系”的理念，得以落地为更具体的制度工程语言：当更多人的贡献换取要素回报被系统化计量并获得流转、兑现，参与者的收入预期与安全感得以增强，消费能力随之放大快速改善；消费再回流到产业链，形成更健康的内循环。也正因此，权识体系的目标并不是制造一种“更炫”的技术，而是建立一条将“权利流”接入“价值流”的通道，让资金在更安全、更可解释的路径上流向实体经济和真实创造之中。

　　场景验证——从“共建—共益”到内循环韧性

　　任何关于制度与技术的设想，最终都要回到场景中接受检验。李立中围绕权识提出的应用方向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把传统难以计量、难以分配、难以监督的贡献行为回报，转化为可操作的要素单元，并以此形成“共建—共益”的闭环。

　　其一，是面向乡村与农业经营体系的权利细分思路。传统农业经营中，土地、农机、劳动力、技术服务、渠道资源等要素往往分散在不同主体手中，合作关系更多依赖经验和人情，收益分配容易陷入“谁说了算”的争议。权识框架的设想，是把土地经营权、农机使用权、技术服务权、渠道贡献等进行标识化和条款化：谁提供了多少农资、谁贡献了多少技术、谁承担了多大风险、谁负责了哪一段销售，事前写入合约，事中固化证据，事后按约兑现。它追求的并非把农业“金融化”，而是把协作“规则化”，让乡村产业的组织方式更透明、更可复制，从而提升基层主体参与内循环的能力。

　　其二，是面向医疗科研与科研基础设施的要素化计量思路。在科研活动中，存储位、算力资源、设备折旧、数据采集与标注、模型训练与验证等贡献高度碎片化，且往往跨机构协作。权识体系提出“存储位权识”等概念路径，意在将重资产与关键资源的投入按照有效可兑付单元拆分为可计量的份额：当某项资源被使用、某份数据被贡献、某段模型训练被完成时，就在证据链上形成可核验记录，并据此触发收益分配或成本结算。这里的关键在于把合规边界前置：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伦理审批与用途限定等要求，都应当以授权条款与审计机制来实现“先约束、后流动”。

　　其三，是面向品牌与知识产权的长期价值计量思路。品牌建设具有长周期、外溢性强的特点，传统营销模式往往把用户当作“流量”，而难以将用户的真实推荐、内容共创、渠道维护转化为可持续的激励。“权识”的构想，是以商标、专利、版权等为载体，把共创行为与权益绑定：贡献可记录、权益可兑现、规则可解释，从而使品牌建设更近似于“共建经营，共享收益”。

　　其四，是面向数据要素的授权与收益回流思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价值释放离不开合规流通；但如果授权边界模糊、收益回流不清晰，就容易引发不信任与抵触。“权识”体系强调以标识化映射与授权条款明确“可用范围、可用期限、可撤回机制、收益分配方式”，让数据要素既能在安全可控的监管框架内流动，又能在分配层面形成可解释的数据要素标识回报，从而把数据要素产业发展的红利滴灌到千家万户。

　　从供需贯通的角度看，这些场景将分配机制嵌入生产与流通的真实环节：让参与者因为种种贡献而获得要素标识回报，要素标识高增长的市场未来预期，让这些要素标识快速增强其消费与再参与能力。它更接近一种“分配型基础设施”——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前提下，扩大公众对全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参与覆盖面，提升收益分配的可解释性。对内循环而言，真正稀缺的是可持续的“预期管理”能力：当人们相信自己的劳动、数据、资源投入能够被系统化记录并转化为生产要素标识，消费信心与创新动力才可能形成更为稳健的正反馈循环。

　　治理意义——从分配底座到制度供给

　　把“权识”放进更大的治理语境，其意义不止于提供一种“分配技术”，更在于提供一种面向未来的制度供给思路：以规则前置、证据固化、合约兑现为基本方法，构建“可监管的市场化”。

　　第一，可审计意味着可治理。它为监管提供了“看得见的链条”：权利如何被定义、授权如何进行、收益如何被兑现、异常如何被识别，都有证据可追溯，从而降低治理的不确定性。第二，可执行意味着可规模化。当关键变量条款化、口径可统一、账本可复算，跨区域推广才可能具备现实基础。第三，可复制意味着可持续。它并不依赖一次性的刺激，而依赖持续的激励相容：贡献者得到回报，风险承担者得到补偿，规则维护者得到收益，系统才能长期运转。

　　同时，李立中的框架也隐含着对若干挑战的正视：价值计量口径的统一并不容易，不同行业的贡献形态差异巨大；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需要更严格的边界设计；机制必须防投机、防异化，避免权利标识被“证券化”或被滥用；标准化与跨区域复制需要制度、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协同。这些挑战说明权识不是“万能钥匙”，但也恰恰意味着它更像一项未来的制度工程：需要在现实约束中不断迭代完善，合法合规真正地赋能产业与民众。

　　也因此，“权识”体系若要走向“可复制”，必然要与公共的制度供给形成耦合：在标准层面，需要围绕标识体系、计量口径、合约模板、审计接口形成可推广的规范；在组织层面，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自治委员会与争议解决机制，避免平台单边解释；在治理层面，需要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反洗钱与反欺诈等要求嵌入规则，使其天然具备安全合规属性。这样，才能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把“可流通”与“可治理”真正统一起来。

　　把就业参与转化为要素参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剩余价值分配体系，把增长落到行之有效的新型生产关系基础上。

　　技术让生产力不断刷新边界，但决定长期发展质量的，往往不是更快的算力，而是更匹配的生产关系。当贡献能够被证明，要素能够被确权，规则能够被可信，收益能够被兑现，未来能够被预期，分配就不再只是结果性的再分配，而是成为成长过程性的激励机制；内循环也不再只是宏观叙事，而是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在国家创新制度下的真实选择。

　　李立中以“权识”回应的，正是这一时代难题：如何让新时代的供需关系“融洽贯通”，如何靠机制与方法创造新的分配体系，如何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把更可调控的内循环做稳做强。这条路未必最热闹，却是一条强调可验证、可审计、可复制的路——让每一次真实贡献被看见、被记录、被确权、被兑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人类，让经济循环的流动更安全，让增长的基础更稳固。

　　(本文配图由权识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