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燃料的中国标准要与国际齐头并进

　　今年全国两会上，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交通领域减排的关键抓手，绿色燃料的发展既面临着政策标准不健全、成本高企、基础设施滞后等多重挑战，也孕育着技术突破与市场扩容的重大机遇。在近期举行的“绿色燃料与中国交通部门减排：应用路径与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董事莫争春表示，全球气候变化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在难以电气化的领域，绿色燃料是减排的关键。中国在绿色技术开发与制造上具有显著优势，绿色燃料的发展正处于爆发前夜，期待中国标准与规则能与国际齐头并进。

　　交通领域能耗与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是“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战场。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展中心绿色交通室副主任毕清华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交通运输减排政策重心逐步从运输结构调整、清洁能源装备推广、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三大方向，向结构优化、数智赋能、绿色转型协同驱动转变。

　　随着“十五五”的到来，政策焦点逐渐转向难减排领域的深度脱碳，绿色燃料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毕清华表示，在国际层面，欧盟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指令(修订)》、《欧盟海运燃料条例》、《可再生能源指令》(REDⅢ)、国际海事组织(IMO)净零排放框架等政策的推进情况，既为我国绿色燃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对标方向，也带来了规则适配的压力。

　　清华苏州环境研究院天工智库中心副主任吴必轩指出，当前国内对绿色燃料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首当其冲的便是概念界定的模糊化。“‘绿色燃料’的提法偏重宣传效果而缺乏科学性，欧盟统一采用‘可持续燃料’概念，将其分为可再生燃料和低碳燃料两大类，每类又包含生物燃料、电燃料、回收碳燃料等细分品类，分类逻辑清晰且覆盖全生命周期。”

　　标准与认证体系的不完善是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欧盟通过明确的法规界定了可持续燃料的两大核心要求：一是可持续性，生物质原料不得来自高生物多样性或高碳储量土地，棕榈油、大豆油等已被明确禁止使用；二是温室气体减排门槛，除生物燃料需满足50%或65%的减排要求外，其余可持续燃料全生命周期排放需较化石燃料降低70%以上。这种刚性标准既保障了减排实效，也构建了产业发展的明确预期。

　　毕清华表示，“相比之下，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互认的绿醇、绿氨、绿氢等绿色燃料可持续标准，航运绿色燃料全生命周期核算体系和认证机制仍在构建中，标准衔接互认推进力度仍需加快。”

　　政策执行中的短板也不容忽视。中国石油石化杂志副主编赵玥提到，团队在调研中发现，2025年上半年全国有99个省市颁布了氢能补贴政策，但由于上下游政策不衔接，出现了“西北产氢有补贴、东南加氢有补贴，中间运输无支持”的尴尬局面，导致大量加氢站“有站无车”，实际运营数量远低于统计数据。

　　绿色燃料产业正处于技术多元化和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SAF(可持续航空燃料)、绿色甲醇、绿氨、绿氢等各类绿色燃料产品各具优势，并且在从技术示范向规模化应用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进展。远景能源SAF战略与商业化主任分析师吴兰亭指出，全球SAF市场正在加速扩展，公布的产能持续增长，但实际可得的产量与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尽管全球宣布的SAF产能已超过860万吨，但实际投产和可得的量仍未完全匹配，实际消费量接近200万吨，这表明产业已经进入规模化阶段，但仍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

　　在技术路线方面，全球SAF产业目前主要依赖HEFA(氢化酯和脂肪酸)工艺，但随着原料供应逐渐紧张，2030年以后的扩展将面临瓶颈。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未来需要依托包括电转液(e-SAF)等多元技术路线的并行发展，以确保可持续的市场供应并实现减排目标。

　　绿色甲醇作为航运领域的热门选择，目前已形成生物质制甲醇和绿电制绿氢合成甲醇两条主要技术路径。北京中环智云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伟表示，这两种技术均已进入示范阶段，但产业化规模受限，生物质制甲醇受原料收集半径和运输成本制约，难以形成大规模产能；绿电制甲醇则面临绿氢成本高企、绿电供应不稳定等问题。

　　绿色燃料在交通减排中的补充作用已成为共识。吴必轩认为，无论国际政策如何摇摆，“可持续性”与“全生命周期碳减排”作为绿色燃料的核心价值逻辑不会改变。

　　毕清华建议，“十五五”期间需加快构建绿色船舶燃料标准体系，优化加注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建立适用于我国行业发展的绿色燃料认证体系，并推动与国际标准的衔接互认，同时探索将航运业纳入全国碳市场，通过市场化手段激发减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