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绿色金融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从体系搭建迈向成熟赋能的关键一年。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篇章，绿色金融既是助力“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核心抓手，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因此，加快绿色金融创新转型、健全本土化绿色金融体系，已经成为护航“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近日，《金融时报》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梁学平、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顾雷。两位专家共同探讨“十五五”阶段如何借助绿色金融赋能转型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美好图景。

　　国内国际双重态势决定绿色金融必须深度转型

　　《金融时报》记者：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余年稳步发展，国内已形成体量可观的本土发展体系，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均位居全球第一，为什么“十五五”时期我们还要大力推进绿色金融深度转型呢？

　　顾雷：“十五五”时期我们还要大力推进绿色金融深度转型主要是由国内国际双重态势共同决定的。

　　对内而言，“十四五”时期我们完成了绿色金融搭框架、扩规模的起步任务，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全球领先。进入“十五五”时期，产业转型重心从培育新增绿色产业转向传统高耗能行业存量低碳改造，“双碳”目标约束更加刚性，节能降碳、生态修复等硬性任务全面铺开，产业端迫切需要更精细、多元、全周期的绿色金融服务。显然，过去以新增绿色项目融资为主的模式已经难以完全覆盖钢铁、化工、建材等高碳行业存量低碳改造的多元融资需求。因此，如何在“十五五”第一年开好局、起好步，推进绿色金融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纯绿”支持拓展至存量深度转型，意义尤为关键。

　　对外来说，当前全球极端气候灾害频发，气候资金供需失衡问题突出。国际测算显示，全球年度气候融资缺口高达数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普遍遭遇资金瓶颈。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凭借先发优势输出自身绿色金融标准，全球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发布各自的绿色分类目录，碳关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非关税壁垒持续抬升，全球绿色规则竞争不断加剧，绿色金融治理体系迎来重构契机。这正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绿色规则磋商、增强气候治理话语权、对外输出中国绿色方案的关键机遇。

　　毫无疑问，国内产业端的深刻变革，对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服务升级提出了全新的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只有尽快实现绿色金融系统性转型，才能补齐产品、风控、定价等短板，支撑国内实体经济绿色升级，主动适配国内绿色产业转型升级节奏，重塑国内绿色金融发展体系。这既是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产业绿色低碳升级的内在所需，也是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然举措。

　　另外，在国际绿色金融格局处于重塑的关键窗口期，如果我们还局限在本土发展，不仅难以满足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绿色升级的庞大诉求，更不足以应对全球失衡、规则失序、资金短缺三大挑战。因此，只有加快对外开放、对接国际标准、开展跨境合作，主动对接全球气候治理，创新全球适配的金融产品，强化跨境金融合作，才能助力弥合全球气候融资缺口，补齐气候融资短板，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金融力量。

　　总之，今天的经济结构需要全面绿色重塑，需要告别粗放规模增长，转向精细化、体系化、国际化发展，倒逼绿色金融打破单一融资思维，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支撑，解决“优劣问题、高低问题、内外问题”，真正让中国绿色金融从本土实践典范，升级为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解决发展质量、层级、内外协同三大问题，让我国绿色金融从本土实践标杆，成长为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扎实走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开局之路，奋力绘就绿色金融深度转型的崭新画卷。

　　“十五五”时期具备绿色金融深度转型的条件

　　《金融时报》记者：经过多年持续建设，我国绿色金融已走出试点探索、局部创新的初级阶段，初步建成市场体量领先、实践经验丰富、发展共识浓厚的完整生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全面推进绿色金融深度转型的充足必要条件？

　　梁学平：是的。历经十余年深耕培育，我国绿色金融根基持续夯实、转型动能充分积蓄，目前已经具备迈向更高质量、更高能级、更高开放度发展的坚实基础与完备条件，集中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方面，我国已建成层次清晰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绿色标准、环境信息披露、行业监管配套规则持续细化落地，政策执行约束力不断强化，监管框架日趋完备。

　　一是清晰划分绿色与转型项目边界。《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全面覆盖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制造等十大领域，精准界定各类绿色项目认定标准，明确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低碳改造的融资标准与信息披露规范，为存量高碳资产绿色转型提供清晰合规指引。

　　二是 ESG 信息披露实现从自愿试点转向全面覆盖。截至2025年末，A股上市公司强制披露主体ESG披露比例超90%，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已实现ESG信息披露全覆盖，地方国有企业ESG信息披露覆盖率持续提升，市场环境信息透明度大幅提升。

　　三是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落地见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协同搭建“宏观审慎+微观合规”双重监管框架，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与金融机构评级考核，立体化监管体系持续完善，为绿色金融市场规范稳健运行筑牢制度屏障。

　　第二方面，无论市场总量还是增长速度，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均领跑全球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多层次多元化产品矩阵基本成型，成为全球绿色低碳投融资的核心支撑力量。

　　一是绿色信贷体量持续扩张。截至2025年末，国内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4.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全年新增投放7.72万亿元，规模连续多年全球领先。六大国有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合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速均超过10%，其中工商银行以6.7万亿元绿色贷款规模位居行业首位。

　　二是绿色债券发行保持高速增长。截至2026年2月末，境内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5.34万亿元，存量规模2.46万亿元，累计存量跃居全球首位；2025年发行绿色债券10778.83亿元，同比增长58.18%，年度发行量首次突破万亿元。

　　三是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多元丰富。例如，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债券、绿色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蓝色债券等特色创新产品陆续落地。截至2025年末，碳中和债券累计发行9713.48亿元，蓝色债券累计发行376.90亿元，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459.43亿元，转型类债券发行713.43亿元。各类绿色主题产业投资基金同步发展壮大，2025年第三季度末，ESG公募基金规模5344.57亿元、ESG股权基金6128亿元、绿色产业基金5915亿元，形成以绿色信贷为主体、绿色债券为重要补充、各类股权基金协同发力的多层次投融资格局，能够充分满足“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绿色转型多元化资金需求。

　　第三方面，我国绿色金融基层实践路径日渐多元。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生态环境导向开发（EOD）模式、碳金融、数字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同步推进，探索形成一大批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实践模式。

　　一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范围持续扩容。自2017年以来试点地区扩容至10个，覆盖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甘肃、重庆等七省（区）十地。试点地区绿色贷款平均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在绿色项目识别筛选、环境风险差异化定价、绿色激励政策创设等方面形成标杆示范经验。

　　二是EOD模式实现规模化落地推广。自2020年启动试点以来，EOD模式经历了从试点探索到常态化申报的发展阶段。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入库 EOD项目共计480个，总投资超1.2万亿元，项目整体开工率65%，累计完成投资突破4500亿元。EOD模式通过“生态治理+产业开发”的一体化运作，有效破解了生态环保项目投资回报弱、融资渠道窄的长期痛点。

　　三是碳金融市场建设稳步提速。截至2026年2月末，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8.79亿吨，累计成交额587.25亿元；碳质押、碳回购等碳金融衍生产品相继落地，碳期货产品研发有序推进，完整碳金融生态体系正加快构建。

　　第四方面，全社会绿色发展共识逐步凝聚。绿色金融发展已经从早期的单一政策引导阶段，迈入制度约束、刚性考核、市场自发驱动协同发力的新阶段，绿色低碳理念逐渐深度嵌入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经营全流程，市场主体完成从被动落实任务“要我绿色”到主动转型发展“我要绿色”的观念转变。

　　今天，依托市场引导、制度约束、考核倒逼的三重驱动，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是依靠政府单向推动，而是成为市场的一种自发选择。越来越多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专职绿色金融部门，ESG环境风险审查全面嵌入信贷授信全流程；大多数金融机构建立了绿色长效考核机制，将绿色业务纳入内部绩效考核与高管薪酬评价体系；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将绿色治理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抓手，高耗能行业企业自发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常态化披露碳排放数据，转型内生动力持续释放，全社会统一的绿色价值导向正在形成，为“十五五”绿色金融纵深转型汇聚充足市场基础与思想共识。

　　绿色金融深度转型当前需要解决的难点与堵点

　　《金融时报》记者：从今年开始，我国绿色金融正同步推进三大转型，从增量培育到存量改造、从本土发展到全球布局、从粗放服务到精准管控，请问“十五五”期间我国绿色金融深度转型存在哪些结构性难点与发展堵点？

　　顾雷：在绿色金融发展范式全面迭代的背景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是市场规模不足、政策体系缺失的起步期问题，而是聚焦于转型动能失衡、体系衔接断层、对外开放错位、产品工具滞后等结构性堵点。这些问题将成为制约“十五五”时期绿色金融高质量转型升级、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瓶颈，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发展结构失衡，呈现“增量绿色成熟、存量转型滞后”的突出矛盾。过去十多年，我国绿色金融资源主要聚焦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态治理等新兴绿色增量领域，有效支撑了新增绿色产业的快速发展。进入“十五五”时期，全社会绿色转型重心深度调整，钢铁、建材、石化、煤电等高耗能、高碳传统产业的存量低碳改造、设备更新、落后产能出清成为核心任务，存量资产转型融资需求集中、体量庞大。但当前金融体系存在“重增量、轻存量”偏好，针对高碳行业低碳技术改造、节能降碳升级的专属金融供给不足，尚未形成分层分类、精准适配的差异化转型金融服务方案，比如，现在新上马的绿色项目能拿到的融资额度基本饱和，但大量传统产业要改造低碳转型，却很难跟上配套资金。这就造成实体经济绿色转型链条有明显缺口。绿色金融只能单纯扶持新建绿色项目，无法全面支撑各行各业整体低碳升级。

　　第二，制度体系衔接存在断层，形成绿色转型金融落地支撑不足的割裂局面。当前全国统一的转型项目认定清单、分行业细分标准、专项信息披露规范仍未完整落地，适配高碳行业低碳改造的风险分担、考核激励、容错免责配套机制也不完善。行业普遍陷入“绿色项目有明确标准、产业转型缺少实施细则；绿色信贷工具供给充足、转型专属金融产品供给不足”的现实难题。显然，这种制度体系的断点缺陷，让金融机构在服务存量高碳行业转型时缺少统一政策依据、行业判定标准与实操操作指南，普遍产生不敢投放、不愿投放、不知如何投放的问题，阻碍了绿色金融从单纯扶持绿色新兴产业，升级为全方位赋能全行业低碳改造。

　　第三，基建支撑薄弱，碳数据与定价体系难以适配精细化转型需求。“十五五”绿色金融深度转型的核心要义，是实现减排成效精准量化、转型风险精准管控、绿色资产精准定价，这对碳核算体系、数据溯源能力、风险定价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当前国内企业碳排放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中小企业碳足迹核算标准不统一、数据溯源链条不完整，数据缺失、数据失真、虚假填报等问题屡有发生。同时，适配国内市场的绿色资产风险定价模型尚未成熟，防范“漂绿”“洗绿”行为的制度机制仍存在漏洞，直接造成转型金融无法实现精准授信、减排效益无法量化核验、转型风险无法有效管控，成为绿色金融精细化、高质量转型的一个堵点。

　　第四，产品体系滞后，专项转型金融工具供给不足、结构单一。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结构失衡特征突出，业务高度集中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两类传统产品，而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气候类衍生品等创新金融工具规模偏小、发展相对滞后。同时，行业产品同质化问题十分突出，金融资源大多集中于风电、光伏、水电等低风险、易落地的清洁能源项目，适配高碳产业低碳技改、产能优化以及生态修复等场景的专属金融产品极为匮乏，多元化、多层次的绿色金融工具矩阵远未形成。

　　第五，披露机制不完善，环境信息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凸显。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环境信息披露体系仍存在“碎片化、选择性、低质量”等明显短板，生态价值量化标准尚未完全统一，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化核算统计方法，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共享壁垒尚未打通。这一现状不仅导致项目环境效益难以精准量化、动态追溯，也让金融机构难以精准甄别优质绿色项目、科学预判转型风险，影响了绿色金融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第六，绿色金融国际化发展滞后，国内绿色金融规则、标准与国际主流体系对接不够顺畅，跨境绿色投融资流程繁琐、国际合作渠道有限，不仅制约了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也阻碍了我国绿色金融制度、标准、经验的对外输出，难以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优势，提升全球绿色金融治理话语权。

　　聚焦五大创新赛道驱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金融时报》记者：针对上述“十五五”期间我国绿色金融深度转型存在的这些结构性难点与发展堵点，我们应该如何破解传统融资痛点、补齐服务短板、激活转型内生动能？

　　梁学平：“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焦绿色REITs、碳期货、蓝色债券、转型金融工具、数字绿色金融五大创新赛道，搭建覆盖增量绿色培育、存量低碳改造、全域生态修复的全链条融资体系，为绿色金融深度转型和实体经济绿色升级注入强大动能。

　　第一，推动绿色REITs规模化落地，盘活绿色存量资产、畅通投融资循环。长期以来，绿色基建、生态治理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款慢、资产流动性弱，大量优质存量资产容易沉淀，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不足，制约绿色投资良性循环。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重资产、长周期的绿色存量基础设施转化为标准化流通金融产品，就可以高效盘活存量资产。“十五五”时期应推动绿色REITs常态化发行，全面覆盖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绿色交通、水利基建等重点绿色基础设施领域。依托绿色REITs打通绿色资产“投资—建设—运营—退出”全链条闭环，一方面帮助市场主体加快资金回笼、缓解长期项目投资压力；另一方面有效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构建“盘活存量资产、扩容增量投资”的良性循环，持续提升绿色资金流转效率，夯实绿色产业投融资长效可持续发展基础。

　　第二，持续扩大蓝色债券发行规模，构建陆海统筹的绿色金融发展格局。长期以来，传统绿色金融资源多集中于陆上产业，对海洋生态保护、蓝色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不足，存在绿色金融服务空白。而蓝色债券作为针对性特色金融产品，可精准匹配海洋生态修复、近海污染治理、海上风电建设、蓝色碳汇培育等项目资金需求，有效补齐蓝色经济融资短板。面向“十五五”，应持续扩大蓝色债券发行规模，进一步拓宽海洋产业市场化融资通道，引导金融资源持续向海洋生态治理、海洋低碳产业倾斜，推动绿色金融服务范围由陆上场景拓展至陆海协同全域，同步支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加快转型金融专属产品创新迭代，破解存量高碳产业低碳改造融资堵点，推动绿色金融实现增量培育与存量革新双向协同。现有传统绿色金融工具准入标准偏向纯新建绿色项目，服务边界难以覆盖钢铁、石化、建材、煤电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低碳技改、老旧设备更新、产能节能改造、低效产能有序退出等多元转型场景，长期存在“重新增绿色项目、忽视存量高碳改造”的结构性失衡。转型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更侧重现有经济体系中占比高、减排难度大的“棕色”领域，弥补绿色金融对非绿存量部分的服务盲点。立足“十五五”发展阶段，应大力推广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专项债券、转型信贷等特色转型金融工具，构建适配存量产业改造的核心融资支撑体系。突破传统绿色项目单一认定标准，将企业实际降碳成效作为融资定价核心，配套差异化融资成本、动态履约考核、正向激励等机制，既减轻高碳企业绿色改造资金压力，也倒逼企业主动推进节能降碳、工艺革新，推动绿色金融实现增量、存量业务均衡协同发展。

　　第四，深化数字技术与绿色金融融合赋能，依托数字化改造推动行业提质增效、实现产业低碳精准转型。当前绿色金融已进入精细化运营新阶段，过去依靠人工线下尽调、纸质材料核验、一刀切粗放定价的传统业务模式，逐渐难以匹配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精细化管控需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绿色金融数字化建设”，“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面向“十五五”，我们应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绿色金融领域规模化深度应用，搭建一套智能研判、全程留痕、风险闭环可控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可完整留存项目全周期碳足迹，动态存证企业绿色认证、减排凭证，从项目源头筑牢核验防线，遏制“洗绿”“漂绿”等市场乱象。同时，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技术，可以实现绿色项目智能筛选、减排数据精准测算、环境风险提前预警，有效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强化全流程风险管控、规范市场发展秩序，为绿色金融智能化、精细化、规范化发展夯实技术底座。

　　第五，稳步推进碳期货市场建设，夯实气候投融资市场化定价与风险防控基础。长期以来，碳价波动大、定价机制不完善、风险对冲工具缺失，是制约社会资本深度参与低碳转型的关键瓶颈。碳期货上市后，依托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功能，可平抑碳价短期波动，构建稳定可信的市场化碳价体系，为碳交易、碳资产质押、低碳项目估值等提供精准定价依据。同时为金融机构气候投融资业务提供专业风险对冲渠道，缓释碳价波动与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既可以补齐碳市场风险管理短板，还能够提升金融机构布局绿色低碳业务的主动性与稳健性。

　　总之，五大绿色金融创新赛道优势互补、协同联动，构建起适配“十五五”转型需求的多层次产品矩阵。绿色REITs盘活存量、蓝色债券补齐领域短板、转型产品赋能高碳升级、数字工具实现精准赋能、碳期货夯实防控风险基础，全面覆盖增量培育、存量转型、生态保护、风险管控各类场景，推动绿色金融从单一融资工具，升级为驱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支撑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力量。

　　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持续放大绿色金融发展优势

　　《金融时报》记者：如果说体系完善是我国绿色金融的“对内提质之笔”，那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就是“十五五”绿色金融转型的“对外拓界之笔”。请问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如何主动对接国际绿色金融规则、深化跨境绿色金融合作、持续放大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优势？

　　顾雷：“十五五”时期，我国绿色金融需要跳出单一国内迭代逻辑，迈入内外联动、双向赋能、全球布局的全新阶段。在全球绿色规则重塑、气候融资缺口扩大、绿色贸易壁垒攀升的背景下，我国绿色金融要实现从规模领先向制度、话语领先的质变，必须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跨境绿色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持续完善转型体系、放大比较优势。

　　首先，对标国际主流规则，是绿色金融规范化、国际化转型的核心前提。当前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可持续披露准则、欧盟绿色分类标准已成为全球绿色投融资的通用范式，重塑全球绿色金融格局。为此，我们应该在绿色项目认定、碳信息披露、环境风险管控等领域加快与国际市场规则对接、制度兼容与双向互认，通过对标接轨、迭代优化、示范引领的渐进路径，补齐制度短板、破除跨境投融资壁垒，推动国内绿色金融深度融入全球低碳体系。

　　其次，深耕中欧、中国—东盟两大重点合作圈层，将其作为绿色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发力方向。中欧双方拥有高度契合的绿色低碳发展共识，以此为基础持续深化绿色标准双向互认、气候投融资务实合作、低碳产业链协同联动，协同参与全球绿色治理规则制定与博弈，吸收借鉴境外成熟实践经验，持续完善我国转型金融制度与产品体系。

　　与此同时，依托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框架，面向东盟市场推广跨境绿色信贷、跨境绿色债券等特色投融资工具，重点支持区域新能源开发、绿色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治理类项目落地，一方面引进国际先进绿色金融治理经验，另一方面输出我国成熟绿色投融资实践模式，携手构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共同体，稳步提升我国绿色金融的国际话语权与全球辐射影响力。

　　再次，依托国内成熟绿色金融实践深度赋能全球气候治理，是绿色金融迈向高质量高阶发展的核心使命。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多重突出瓶颈，比如全球气候资金供给缺口持续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融资约束显著，各国绿色认定规则标准碎片化、南北绿色发展失衡等矛盾长期存在。随着我国绿色金融步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实现系统性跃升，从以往的被动参与者，进阶为行业先行者与核心贡献者，全方位输出适配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中国绿色金融方案。比如，依托国内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填补全球气候投融资供给短板；依托我国成熟落地运行的绿色项目分类目录、环境信息披露框架、转型金融标准体系，推动全球绿色规则对接融合、减少制度壁垒；依托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EOD 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存量高碳产业低碳改造等本土成熟实践，向全球提供标准化、可复制、易落地的低碳转型实施路径，为破解全球气候发展失衡难题提供务实支撑。

　　总体来看，“十五五”期间绿色金融对外开放，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合作促转型、以入局促跃升的系统性升级。通过内外规则融通、跨境合作深化、全球价值赋能，既可补齐绿色金融国际化短板、完善全域转型布局，更能持续提升我国绿色金融全球话语权，为金融强国建设注入开放动能，以绿色金融高水平开放绘就互利共赢的“十五五”绿色转型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