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贬值？学历的定价权在谁手里？

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人才定价体系：

学历决定岗位，岗位决定收入，而进入办公室，则意味着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体面人生”。

这套逻辑曾经支撑了无数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也塑造了年轻人对于成功的想象。

但今天，这套体系正在开始松动。

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AI正在快速进入大量知识型岗位，“研究生变成新本科”“博士竞争硕士岗位”也越来越普遍。

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正在浮现：学历的价值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背后的定价机制，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学历为什么值钱？

很多人习惯于把过去几十年的学历高回报，理解为“知识改变命运”。这当然有道理，但并不完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量现代部门迅速扩张，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需求爆炸式增长。但与此同时，大学生长期处于稀缺状态。

于是，学历不仅意味着知识和能力，也意味着一种稀缺身份。

过去几十年，房地产、金融、互联网以及行政体系持续扩张，白领岗位大量涌现，“坐办公室”逐渐成为许多家庭对于“体面人生”的典型想象。这进一步强化了整个社会对学历竞争的追逐，也不断巩固着“好学历—好工作—高收入”的社会预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学历的高回报，并不仅仅来源于个人努力，也深深嵌入了特定时代的结构性红利之中。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老一辈的奋斗。那个年代，能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极强的竞争能力。但必须承认，学历价值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始终取决于经济结构和供需关系。

学历回报下降不只是AI的问题

很多人把今天的学历焦虑归因于AI。但实际上，学历回报下降的趋势，在大模型普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高校毕业生规模从几十万人增长到上千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结构调整阶段，传统白领岗位扩张明显放缓。

本质上，这是一个供需变化问题：大学生供给增长速度，超过了高质量白领岗位的增长速度。

在这一过程中，用人单位开始不断提高学历门槛。过去本科能做的工作，现在要求硕士；过去硕士能做的工作，如今越来越多岗位要求博士。于是，“继续读书”逐渐成为很多年轻人延迟进入就业市场的一种方式。

某种意义上，研究生扩招已经部分承担了“就业缓冲池”的功能。

AI的出现，并不是学历贬值的起点，更像是一个加速器。

因为AI最擅长替代的，恰恰是那些规则明确、流程固定、可复制性强的认知劳动，例如基础文案、信息整理、初级代码生成和模板化办公工作。而这些岗位，过去正是大量普通白领的核心就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