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为何越来越“脆”？

 　　2026年夏天，两场能源风暴接连袭来，再次印证：全球能源市场从未真正摆脱地缘政治与自然环境的双重钳制。

　　先是中东战火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全球最重要的油气运输通道再度成为国际市场的神经中枢，油气价格重新回归地缘政治定价；随后，席卷多个大洲的极端高温持续冲击能源基础设施，能源系统的韧性再次受到严峻考验。

　　1973年的石油禁运让世界认识到能源短缺的代价。半个世纪后，全球能源体系虽然拥有更充足的战略储备、更多元的供应来源和更成熟的应急机制，但风险并未减少，而是发生了迁移——从单一的供应危机，演变为地缘政治、极端气候、电力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相互交织的系统性挑战。

　　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本杰明·索瓦库尔（Benjamin K. Sovacool）向凤凰卫视指出，“近来的危机再次证明，全球能源体系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脆弱的系统，其面临的风险也比以往更加多元。一方面来自地缘政治，如战争、冲突和国际关系恶化；另一方面来自气候变化，包括洪水、野火和频繁的极端高温，这些都在持续冲击输电网络和能源基础设施。”

 　　“人们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往往过于狭窄，只关注石油是否充足、天然气是否断供、进口是否安全。但如今的能源安全至少包含四个同等重要的维度：第一，供应的可获得性；第二，能源的可负担性与公平性；第三，环境的可持续性；第四，效率、韧性与创新，即能否通过效率提升、技术创新和系统强化来增强应对冲击的能力。”索瓦库尔说。

　　咽喉被封改写生存现实

　　从阿曼港口眺望霍尔木兹海峡，海面依旧辽阔，航道却失去了往日的繁忙。

　　在地图上，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不超过34公里，但对全球能源体系而言，这条狭长水道像是一根主动脉，每日承载着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和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运输。

　　过去，船只不分昼夜穿行。根据路透社援引的船舶追踪数据，7月15日穿越海峡的11艘船只中有9艘与伊朗贸易相关，其他海湾产油国家的出口船只十分有限。即便近期通行有所恢复，通航量仍比过去少了九成。部分油轮停泊于阿曼湾外等待，船东与保险公司需要反复权衡袭击风险、保费成本与船员安全，才能决定是否进入波斯湾。

　　今年2月28日爆发的美以伊战争，引发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能源安全危机。过去数十年间，无论是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是俄乌冲突，市场最终会找回新的平衡。而这一次，不少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暴露出的是全球能源体系更深层的脆弱性——供应无法预测。

　　7月17日，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以严厉措辞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能改善，全球能源安全将面临严重风险。”

　　尽管美伊6月达成的脆弱停火一度令部分油轮恢复通行，但随着战事重启，能源运输量随之萎缩。7月21日，布伦特原油价格重新突破每桶90美元，为五周以来的最高水平。

 　　真正昂贵的并非石油本身，而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数月来，停留在海峡附近的商船不断收到航行风险警告。油轮滞留或延迟起航，会持续产生租船、融资和运营成本。船主每日需重新核算成本，每等一天，意味着多花费数万美元的租船费用。若冒险进入海峡，则须承担急剧上涨的战争风险保费，甚至额外成本。

　　这种不确定性正向多个维度蔓延，航空业首当其冲。美国运输部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美国航空公司的燃油支出达到66.6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上涨约85%。即使6月燃油价格有所回落，票价也没有同步下降，因为成本下降通常先被航空公司用于修复利润。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燃油冲击将压缩2026年的航空业利润，全球航空公司平均每名乘客的净利润或降至约4.5美元。欧洲航空公司面临数十亿欧元的额外燃油成本，亚洲航空公司通过提高燃油附加费、削减航班和调整航线应对压力。中东空域的风险还迫使部分航班绕行，这进一步增加了燃料、机组和运营成本。

 　　更严峻的是，这场危机正以一种缓慢却煎熬的方式，改写普通人的生活。

　　能源价格上涨，给不同国家带来了迥异境遇。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凤凰卫视指出，“美国拥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能源供应基本可以实现自主。但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而言，情况完全不同，它们对外部能源依赖程度更高，因此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风险对它们的影响也更大。”

　　在美国，这场危机更多体现为交通与生活成本的上涨，负担最重的是低收入家庭。

　　66岁的得克萨斯州居民玛莎·戴维斯（Martha Davis）需要照顾残疾的儿子，经常要前往数十英里外就医，过去一次往返需支付20至25美元的汽油费，如今接近70美元。

　　美国媒体与益普索今年5月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44%的美国人已减少驾车出行，42%的人削减了家庭支出。在年收入不足5万美元的家庭中，超过半数同时压缩了交通与日常消费。

　　在收入更低、社会保障更薄弱的国家，能源涨价蚕食的是生存本身。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区，布伦达·奥巴雷（Brenda Obare）家里的燃气灶常常冷着，她不得不蹲在铁皮屋外，用木炭点火，为家人准备晚饭。液化气价格太高，还时常缺货，木炭至少随处能买到。“我们没有多少选择。”她说，“只能用自己负担得起的东西。”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外的巴尔斯瓦聚居区，居住着大量依靠拾荒为生的群体，每日收入不足3美元。当地社会工作者拉玛（Rama）曾花费数年劝导居民放弃木柴炉，改用液化气。但随着能源价格攀升，越来越多家庭无力购买新气瓶，只得重新拾捡木柴。“眼下的情况非常糟糕。”拉玛说，对这些家庭而言，能源危机不仅仅是加油站增长的数字，而是每天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寻找燃料，忍受更多烟尘，或者少吃一顿饭。

 　　肯尼亚街头则积蓄了暴力与冲突。2026年5月，公共交通运营商因燃油价格上涨举行全国性罢工，学校和商店关闭，主要道路被示威者封堵。抗议造成4人死亡、30多人受伤，直到政府承诺将下调柴油价格，民众的愤怒情绪才有所平息。

 　　在很多国家，能源价格上涨不一定表现为更高标价，而是商品和服务价值的缩水。为了新增的燃料、运输和原材料成本，一些企业往往会调整配方、减少用料、降低服务标准或压缩产品规格。如此一来，消费者花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这种“隐性通胀”比价格上涨更容易渗透进日常生活。

　　能源安全重返决策核心

　　过去十余年，在气候变化与减排目标的驱动下，各国能源政策的重心不断向绿色转型倾斜。然而，本轮危机再次印证，能源安全并未随着新能源的发展而退居幕后，而以更为迫切的姿态重返各国决策核心。

　　国际能源署指出，近年来太阳能、风能与储能投资虽快速增长，但全球经济对石油与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并未下降——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仍超过每日1亿桶，液化天然气的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能源转型虽在推进，传统能源依然承担交通运输、航空、航运、化工等关键行业的基础供给。一旦供应链遭遇冲击，新能源尚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填补缺口。各国因此重新调整能源战略，侧重点各有不同。

　　美国继续扩大国内能源供应，并把多余的部分卖向海外。重返白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随后成立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要求加快油气田、输油管道、炼油设施、液化天然气终端和深水港的审批。

　　此外，美国对太阳能和核电等的投资并未停止，还把筹码压在核电上。2025年5月，特朗普签署四项与核能有关的行政令，提出到2050年把美国的核电装机容量由约100吉瓦提高到400吉瓦。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不断增长的全天候用电需求，是核电获得重视的重要诱因之一。

　　一贯高举绿色旗帜的欧洲，则将能源安全置于与绿色转型同等重要的位置。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欧洲迅速扩建液化天然气接收设施、提高天然气储备，并推动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但各国路径不尽相同。

　　法国继续强化以核电为核心的电力体系，以降低发电部门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德国尚未改变退出核电的路线，2023年关闭最后三座核电站后，该国仍以风能、太阳能、电网与储能扩张为转型主线。意大利的政策则处于转向之中，该国对天然气与进口电力依赖度较高，如今开始重新评估核电，希望降低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但相关计划仍面临法律法规、建设周期与公众接受度等方面的掣肘。

　　对日韩等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亚洲国家而言，重点在于降低供应中断风险。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一度大幅降低核电占比，转而依赖进口天然气、煤炭与石油，中东危机再度暴露这一结构的脆弱性。眼下，日本一方面重启核电，以减少对进口化石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加快液化天然气采购渠道的分散布局，试图在地缘政治震荡中提升能源体系的韧性。日本企业也增加来自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阿曼和加拿大等地的长期采购。

 　　韩国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加快重启多座核反应堆、放宽部分煤电运行限制，并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韩国政府估算，通过这些调整，每日可减少1.4万吨液化天然气的使用量。政府部门也推动节能行动，限制部分车辆使用、减少公共部门能源消耗。在长期供应方面，韩国与澳大利亚、印尼加强了关键矿产的供应合作。

　　全球亦在共同努力，为新的布局争取缓冲时间。早在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就将此次危机定性为全球石油市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各成员国同意协调释放4亿桶紧急石油储备，创下该机构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海湾产油国则试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路线，但替代能力极为有限。国际能源署估算，目前仅沙特与阿联酋能利用原油管道规避海峡，两国可调动的输送能力合计约每日350万至550万桶，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流量。

　　更大的难题在于液化天然气的运输。原油尚能通过管道转向红海或阿曼湾，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液化天然气却没有陆上通道，只能等待航道的恢复。

　　过去数月，全球能源市场能够勉强维持平衡，依靠的是战略储备投放、美国及南美增产，以及高价格压制需求所形成的“安全垫”。但随着储备消耗、增产空间收窄，这些缓冲力量正在减弱。倘若霍尔木兹海峡陷入长期封锁，油价飙升和通胀反弹恐怕只是更大危机的开始。

　　极端天气加剧能源短缺

　　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能解封，近来的热浪则让另一种风险集中暴露：极端天气也是能源危机的制造者。

　　今年6月下旬以来，一轮世纪热浪席卷欧洲。6月25日，巴黎气温达到40.9摄氏度，创下当地6月最高纪录；法国和英国多地刷新同期高温纪录，部分学校、公共活动和交通服务被迫调整；德国一些道路表面在高温下软化，瑞典铁路出现钢轨扭曲。热浪刚刚退去，干旱、暴雨和野火又接连袭来，让欧洲多地陷入极端恶性天气循环。

　　对许多无空调的传统欧洲家庭而言，高温真正的危险之处不在室外，而在室内。大量住宅为冬季保温而建，墙体厚、窗户小、通风有限，白天积聚的热量夜间难以散去。这让很多老人因高温死亡——据统计，仅6月下旬这轮热浪便造成欧洲国家超过1万例超出正常预期的死亡，其中9000余名死者年龄在65岁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因此警告，极端高温应被视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不只是一次异常天气。

　　眼下，高温引发的连锁挑战不断显现。法国约七成电力来自核电，而核反应堆必须依赖河流冷却，热浪期间，罗讷河、加龙河等河流水温升高，部分河段水位下降。为避免排放的冷却水抬升河流温度，法国电力集团（EDF）不得不降低多座核电站发电量。

　　如此背景下，法国出口的电力也有所下降，德国、比利时等依赖法国电力进口的国家不得不更多启动天然气与燃煤机组，欧洲现货电价随之攀升。

　　河流运输功能亦受到天气的影响。莱茵河与多瑙河承担着欧洲煤炭、柴油、石油产品与化工原料的运输。持续干旱使莱茵河多个关键航段水位降至严重干旱时期水平，货船被迫减重运行，部分船舶仅能装载原计划一半左右的货物。

　　为应对世纪热浪，意大利多地规定，建筑工人在一天最炎热的时段暂停户外作业，不少工地将开工时间提前至清晨；英国部分铁路公司降低了列车的运行速度；部分欧洲城市开放图书馆、体育馆、社区中心等公共建筑作为临时避暑中心。

　　南亚与北美同样受困于高温。今年5月，热浪率先席卷南亚，印度北部与东部连续出现极端高温。随着制冷需求激增，印度峰值电力负荷不断攀升，新德里、金奈等城市一度出现停电和供水中断。

　　对南亚城市边缘的大量低收入家庭而言，制冷设备成为一种阶层分野：富裕家庭可以安装分体式空调并配备备用电源，中等收入家庭尚能依靠功耗较低的冷风机，挤在出租屋里的居民只能使用风扇，甚至在停电后搬到屋外过夜。

　　而在6月底至7月初，热浪覆盖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随着空调负荷激增，美国多地用电需求创下历史纪录。为保障电力供应，一些原本在能源转型中逐渐退出主力位置的燃煤机组重新提高运行负荷。与此同时，多州开放图书馆、社区中心和体育馆等公共降温中心，为老人、无家可归者以及没有空调的家庭提供避暑场所。

　　从印度城市边缘的风扇，到美国社区中心的临时避暑空间，极端高温正以不同方式考验各国能源体系。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挑战在于如何满足快速增长的基本用电需求；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则是如何在能源转型、新能源波动和极端天气叠加的情况下维持电网稳定。

　　对欧洲而言，更深层的隐忧在于，高温挤压了该地区为冬季补充库存的空间。通常，欧洲会利用夏季天然气需求较低、价格相对便宜的窗口，大量补充地下储气库，为冬季供暖做准备。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推高国际天然气价格，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设施受损，削弱了市场期待的新增供应。与此同时，持续高温让原本可以注入储气库的部分天然气被提前用于夏季发电。

　　欧盟天然气协调小组评估认为，只要夏末天然气库存达到约80%的目标，欧洲基本能应对2026年至2027年的冬季需求。但这一判断建立在供应链保持稳定的前提之上，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液化天然气运输受阻，欧洲能源市场势必会面临新的压力。

　　解药来自多元化供应

　　气候危机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并非彼此孤立，而在相互放大。这正是全球能源安全需要面对的新现实：不仅要保证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还要保证从燃料进口、运输、发电到输配电的整个系统，在战争、极端天气和供应链中断时仍能维持运转。

　　国际能源署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其最初使命是保障石油供应安全，并协调成员国应对重大供应中断。如今，该机构的能源安全议程已扩展至天然气、电力系统、核能、清洁能源供应链和关键矿产。

　　今年2月，国际能源署部长级会议提出，世界正在进入“电力时代”。人工智能革命和数据中心扩张改变了能源需求结构，电力系统逐渐取代传统油气供应链，成为国家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的新焦点。但新能源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能源安全，风电、光伏的大规模接入，仍需要强大的电网、储能设施和灵活的需求响应体系支撑。

　　过去几十年，全球能源产业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效率，精简库存、提高设备利用率，并把生产和运输集中在成本较低的地区。但霍尔木兹危机与极端天气暴露出的，正是效率逻辑的边界。未来的能源安全，不能只计算成本和效率，更需要为不确定性预留空间。多元化供应、多种技术路线和更具韧性的能源体系，将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关键。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主任杰森·博尔多夫（Jason Bordoff）指出，美国能源安全的提升并非来自追求绝对的“能源独立”，而源于供应来源多元化、能源基础设施完善以及全球市场参与能力的增强。能源安全的关键，不是完全切断与外部市场的联系，而是在面对冲击时拥有更多选择。

　　此外，也要打造多元且互补的电力结构。太阳能和风电无需依赖燃料进口，可以降低国际油气价格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核电、地热等稳定电源能在风光资源不足时提供补充；水电和储能可以调节短期供需变化，帮助电网保持稳定。通过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互补，可以减少对单一能源的依赖，在面对供应中断、价格震荡或极端天气时保留更大的调整空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经济学家塞弗林·博伦斯坦（Severin Borenstein）指出，电网运行的基本原则是保持供给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平衡。但随着能源结构快速变化，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复杂：风电和太阳能具有间歇性，分布式能源让电力来源更加分散，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汽车等大型新负荷会持续推高用电需求。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电网韧性。为缓解峰值负荷，美国正在加快发展“虚拟电厂”（VPP）。它并不是新建一座发电设施，而是通过数字平台将分散的太阳能电池板、储能电池、电动汽车以及可调节负荷连接起来，根据电网需求统一调度。在用电高峰时，这些分布式资源可以释放电力或降低用电需求，从而帮助电网减少压力，提高运行效率。

　　△美国亚利桑那州梅萨，一处大型数据中心园区正在建设。大量服务器和冷却系统会持续消耗电力，使数据中心成为推高用电需求的重要来源。（图源：Wirestock Creators）

　　谈及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未来定位，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向凤凰卫视表示，未来能源体系面临的挑战已从“有没有能源”转向“如何保持稳定供能用能”。“传统能源的供应中断虽然影响巨大，但属于非常态风险；而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产生波动，则是系统运行中的常态，需要依靠整个能源体系进行调节，而非仅依赖单一技术。”

　　杨雷举例称，俄乌冲突期间，欧洲能够保障天然气供应，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规模达千亿立方米级的地下储气库，这本质上是一种长时储能能力。相比之下，目前主流电化学储能一般只能提供2至4小时的电力支撑。“如果未来风电、光伏成为主体能源，一旦遭遇连续多天无风、无光天气，就必须依赖大规模、长时储能技术——比如氢基绿色合成燃料等来填补缺口，而这项技术距离大规模商业成熟应用仍有一段距离。”

　　“绿色燃料成本高、技术不成熟，短期内难以担当主力。因此，化石能源现阶段仍承担保供托底功能。应对地缘冲突等极端事件，属于更高层面的国家能力建设，涉及通道安全、多元化供应等战略布局，不能仅靠技术手段解决，也不仅是能源问题了。”杨雷如此总结。

　　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和政策路径存在差异，很难采用相同的能源结构和转型路径。未来的赢家，并非拥有最多化石能源或最快完成绿色转型的国家，而是能在传统能源、新能源与技术创新之间建立动态平衡的国家。能源安全的尺度，也将从资源储量转向体系韧性——即一个国家是否拥有足够多的选择，足够强的缓冲，以及足够快的调整能力。

　　作者：思齐（实习生朱若晚、刘浩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