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叔逵教授：回应需求，淬炼规范，首部“双艾”共识书写肝癌全病程管理的“中国路径”

　　近日，全球首部聚焦“双艾”方案临床应用的专业指导性文件——《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肝细胞癌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正式发布[1]。该共识由樊嘉院士、周俭院士和秦叔逵教授领衔，历经多轮严谨研讨，汇聚多学科专家智慧，围绕肝癌全病程管理关键场景形成系统性推荐意见。作为中国肝癌学界自主创新的重要成果，《共识》为规范化诊疗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标尺，也向全球输出来自东方的诊疗智慧。

　　为深入解读共识的战略意义与临床指导价值，本报特邀《共识》专家组组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秦叔逵教授接受专访，分享其对《共识》制定过程和价值影响，以及肝癌治疗领域发展前景的深刻洞见。

　　聚智立范

　　回应临床迫切需求，引领治疗格局之变

　　Q1

　　作为全球首部聚焦“双艾”方案肝癌临床应用的专业指导文件，这份《共识》的发布备受瞩目。请您从专家组长的角度谈谈，这份《共识》的出台是基于怎样的现实需求？

　　秦叔逵 教授

　　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有五大核心任务：一是开展临床肿瘤学继续教育，二是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三是积极开展多中心协作临床研究，四是制定一系列的临床实践指南和专家共识，以规范临床行为、提高临床诊疗和研究水平，五是加强患者教育和人文关怀。因此，制定临床实践指南和专家共识是CSCO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有助于实现“健康中国”宏伟战略目标，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一。

　　我国是肝细胞癌高发国家。从数据上来看，我国人口仅占全球的19%，但每年肝癌新发和死亡病例却超过全球的40%，疾病负担极为沉重[2,3]。大多数肝癌患者存在基础肝病，包括肝炎、肝硬化、肝功能异常及由此带来的相关并发症，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进展迅速，确诊时往往已达中晚期。因此，系统治疗在肝癌全程管理和全方位干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为代表的“靶免联合”治疗策略，显著改善了晚期肝癌患者的预后。其中，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双艾”方案，已积累了从机制探索到I期、II期，再到III期随机对照试验的高级别循证证据。CARES-310研究是全球首个达到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双阳性终点的，免疫联合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关键性III期研究，确立了“双艾”方案的优效性[4,5]。此后，CARES-009等研究进一步将该方案拓展至围手术期治疗，实现了从晚期到早中期肝癌全程管理的突破[6]。

　　然而，随着创新药物的快速涌现和临床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患者的治疗选择日渐丰富，从“无药可用”变得“眼花缭乱”，也给临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困惑：面对这么多治疗方案和药物，哪一种最适合患者？不同治疗阶段之间如何衔接、如何评估疗效和安全性？治疗过程中的风险能否提前预判、有效管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患者能否真正从治疗中获益。因此，临床亟需一份立足中国实际、基于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的权威指导文件，来为这些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

　　基于上述考虑，在CSCO肝癌专家委员会和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专家委员会的倡导下，我们组织全国肝癌及相关领域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多，经过多轮研讨和修改，制定了这部全球首部聚焦“双艾”方案的专家共识。其核心目的就是回应临床规范化用药的迫切需求，将循证证据和临床经验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实践指导，从而帮助各级临床医生更加精准、规范地应用“双艾”方案，使更多肝癌患者从中获益。

　　Q2

　　结合肝癌系统治疗的发展历程与当下的临床实践格局，您认为这份《共识》对于中国肝癌诊疗领域可能产生哪些重要影响？

　　秦叔逵 教授

　　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这份《共识》的发布，恰逢我国肝癌诊疗从“经验探索”向“标准引领”转型的关键时期。我认为，它的重要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推动诊疗规范化与均质化。

　　我国地大物博，经济卫生发展不平衡，肝癌患者基数庞大，但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共识》以高级别循证证据为基础，同时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对“双艾”方案在肝癌全病程管理中的使用给出了清晰、可操作的推荐或建议，为各级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实践标尺。这对于缩小地区间、医院间乃至学科间的诊疗差异，推动肝癌诊疗的规范化与同质化落地，具有非常切实的指导价值。

　　第二，彰显中国方案的学术影响力。

　　从CARES-310到CARES-009，再到CARES-336（SHR-1210-III-336），一系列高质量研究不仅为“双艾”方案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更形成了由中国专家学者主导、中国患者数据支撑的“中国证据”[4-7]。《共识》将这些证据系统梳理，转化为临床推荐或建议方案，完成了从“中国数据”到“中国方案”再到“中国实践”的完整闭环。这部共识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不仅仅是国际指南和专家共识的学习者与追随者，更成为治疗方案的定义者和输出者，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全球肝癌诊疗领域话语权的显著提升。

　　第三，树立靶免联合方案的实践典范。

　　在众多免疫联合靶向方案中，“双艾”是目前唯一从晚期一线到围手术期多阶段覆盖，并有中国III期临床研究阳性结果支持的方案。这部共识系统梳理了其在不同阶段、不同人群中使用的证据与经验，为其他同类方案的规范化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同时，也向学术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专家学者有能力围绕自主创新药物，构建从证据生成到规范应用的完整闭环。

　　总而言之，这部共识不仅是一本临床用药的指导手册，更是中国肝癌学界迈向标准化、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它将为提升我国肝癌整体防治水平、改善患者长期生存作出切实贡献。

　　匠心淬炼

　　重流程保质量，多协商求统一

　　Q3

　　请您介绍一下，这份《共识》从启动到成稿经历了怎样的制定过程？专家组在组织架构、研讨机制和质量把控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秦叔逵 教授

　　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这部《共识》的制定，严格遵循CSCO指南共识的基本原则，也尊重国际国内关于专家共识制定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字：重程序、守规矩、多协商，力求做到严谨、规范、民主、透明。

　　从时间跨度上看，共识于2025年1月正式启动，到今天历时近一年半才完全成稿、正式发布。我们深知，一部高质量的专家共识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广泛吸纳各方智慧。因此，专家组先后在南京、青岛、长沙、内蒙古等地召开了30多场全国性修订研讨会，累计有775位肝癌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这些专家涵盖了肝胆外科、肿瘤内科、介入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个学科，真正体现了多学科协作（MDT）的理念。

　　在组织架构上，由樊嘉院士、周俭院士、梁军教授和我共同担任专家组组长，CSCO肝癌专家委员会、CSCO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共同参与，联合制定了本《共识》。每一阶段的讨论稿都会分发给各位专家学者审阅，并逐条收集反馈意见。整个过程中，我们累计收集了28份书面修改意见，历经5轮全面修订，每一条推荐意见都经过了充分论证和开会投票表决，确保最终呈现给临床医生的每一项推荐都经过大家反复讨论，经得起学术推敲。

　　在质量把控方面，我们始终坚持循证医学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临床经验。所有推荐意见均基于现有证据，并按照CSCO证据类别和推荐等级体系进行标注。对于证据充分、共识度高的事项，形成高级别推荐；对于证据尚不充分但临床正在使用和急需指导的领域，则基于专家共识形成II级、III级推荐，确保每一句话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既保持学术先进性，也兼顾临床可及性，科学性与实用性并存。

　　可以说，这部共识的公布和诞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CSCO规范化协作的一次成功实践，得益于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全面支持和指导。

　　行稳致远

　　输出中国诊疗标准，引领肝癌防治浪潮

　　Q4

　　以“双艾”为代表的中国原创方案正在改写肝癌的治疗格局。请您展望一下，未来三到五年，肝癌系统治疗领域最值得关注的趋势或方向有哪些？对于中国学者和中国方案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您有怎样的期待？

　　秦叔逵 教授

　　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肝癌系统治疗领域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未来三到五年，有几大趋势值得关注与期待。

　　第一，围手术期治疗的深化与普及。

　　樊嘉院士、周俭院士牵头的CARES-009研究的成功已经充分证明，靶免联合方案在可切除肝癌围手术期治疗中同样能够显著改善患者预后，防止复发[4,5]。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多针对中高复发风险人群的围手术期研究，探索更优的用药周期、联合策略以及获益人群筛选标准等。同时，随着证据的积累和共识的推广，围手术期治疗有望从大型中心向更多医疗机构下沉，成为可切除肝癌的标准管理模式之一。

　　第二，局部治疗与系统治疗的进一步融合。

　　肝癌的诊疗实践早已证明，单打独斗无法解决复杂问题。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放疗、消融等局部手段与系统治疗的有机联合，已经在高肿瘤负荷、伴有PVTT等难治人群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回答如何优化联合的时机、顺序和强度，以及如何根据患者的动态反应调整方案。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推动多学科综合治疗从理念走向精细化实践。CARES-336研究就是近期这一领域的又一重要突破[7]。

　　第三，生物标志物驱动的个体化治疗。

　　如何从庞大的肝癌患者群体中，精准筛选出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优势人群，是当前临床面临的紧迫课题，也是实现个体化治疗的核心所在。我们要向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的专家学习。一方面，继续深入探索生物标志物，进一步拓宽思路，从传统的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TMB，拓展到肿瘤微环境的免疫分型分析、基于人工智能的影像组学建模、多组学分析，乃至外周血循环肿瘤DNA的动态监测。另一方面，新的机制研究也为克服耐药带来了希望。比如有研究发现USP14、GPC3等新靶点，可以作为预测疗效和干预耐药的潜在标志物[8,9]。这些多层次的探索，正在推动肝癌治疗从“经验性选择”走向“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决策”，有望在未来几年实现真正的个体化治疗。

　　第四，中国原创研究的持续发力。

　　“双艾”方案的成功并非孤例。近年来，以民族医药企业的先锋——恒瑞医药（600276）为代表的本土制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在肝癌领域布局了多个创新药物和联合方案。未来三到五年，我们将看到更多由民族制药企业原创研发、由中国学者牵头主导、基于中国患者数据的高质量临床研究结果问世，覆盖从早中期到晚期、从一线到后线的全场景、全方位的治疗。这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医生的武器库，也为国际肝癌诊疗贡献更多来自东方的证据。

　　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模仿、学习、引进、跟随国际临床指南和专家共识。如今，在CSCO的指引下，CARES-310研究、CARES-009研究等一系列高水平研究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改变了临床实践的策略，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和认可[4-6]。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设计、严谨的科学态度、开放的合作精神，与民族制药企业共同合作，中国专家学者完全有能力在肝癌诊疗的多个细分领域引领全球潮流。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产出中国数据，更要输出治疗理念、输出标准、输出规范。这本共识的发布，正是这一重要思路的集中体现。